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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越 70 年的伟大教材设计,毁于这场插画闹剧

趣学1年前 (2022)发布 SOY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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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人教版小学课本上的插图,把全国人民的肺都给气炸了。

有关这些插图究竟有多丑陋,多猥琐,多不该给小学生看,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写过,我也就不赘述了。

・更恶心的就不放了

而至于这些插图为啥会画成这样,大家众说纷纭,有人认为是钱没给到位,有人则将其归咎于意识形态渗透。

但对我而言,这个事儿最大的问题,不是 “为什么会这样?”,而是 “怎么可能会这样?”。

因为自成立以来,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都是 “为了编好教材,不惜一切代价”

这话并没有夸张,毕竟我们有好几版的中小学教材,都可以说是 “倾举国之力” 所编写出来的。

时间回到 1953 年,人民教育出版社刚成立不久那会儿,30 多个编辑正在为新中国编写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,工作量很大,人手严重不足。

当年 9 月,毛主席得知了人教社的现状后,立刻要求将编辑团队扩充到 300 人(一说 600 人)。

要知道,那时我们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,各个领域都迫切地需要人才。可即便如此,国家仍选择把足够多的国家精英倾斜给了中小学的教材编纂。

・1951 年的语文教材插图

所以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们的教科书编辑团队,绝对称得上是 “人类群星闪耀时”:

华罗庚负责编数学,吕叔湘负责编语文,许国璋负责编英语,竺可桢负责编物理,巴金、老舍当顾问,朱德元帅说联系就联系。

中国现代漫画鼻祖 “鲁少飞” 亲自上阵,和中央美院诸位大师一起,给小学课本画封面、画插画。

・鲁少飞

大教育家叶圣陶,一边负责指挥整个人教社的运转,一边把牛郎织女的神话改成小学课文,上午去中央开会,下午和晚上就花时间编写教材。

・叶圣陶

用叶圣陶孙女的话说,就是:

“他(叶圣陶)觉得孩子是读着你的课本长大的,而且不是一两个孩子在读,是全国的孩子都在读,所以他(叶圣陶)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重。”

到了 1977 年,编写教科书的工作时隔多年,又回到人教社的手里。

时值改革开放,新教材被要求向中小学生介绍先进的科学知识。

为此,小平同志专门去找当时负责外汇的李先念,从当时并不富裕的外汇储备里拿出 10 万美元,引进了将近 8000 多本海外教材书籍。

要知道,邓小平当时出访纽约,国库上下一顿筹措,最后也仅仅凑到 3.8 万美元。

当然,买书的那 10 万美元巨款,完全没有白花。

这些 “他山之石”,成了后来七八十年代人教社新教材的基石,它们先进的教学理念,让我们的初中数学课本里多了微积分,让生物学的教材开始涉及分子领域,让中国的教科书第一次与世界接轨。

而且,不论在哪个时代,不论在人教社主持教材编写的是谁,虚心接受意见永远是大家共同的原则。

50 年代编语文教材,编辑写好了课文初稿,要拿着它去各个学校,站在讲台上向师生念诵,听取他们的意见。

像经典课文《最后一课》,出版社甚至先找人读一遍中文的,再找人读一遍法文的。

70 年代末,由于文化刚刚复苏,许多老师都向人教社反映,新发行的第五套教材太难 —— 有的地方别说学生学不会,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。

人教社立刻开始着手修订,替换书中过于抽象的例子,让教材变得浅显易懂。

社会上有声音说学校教得太死板,生活中根本用不上,编辑们就跑到炼钢厂,和工人聊数学问题,看看 “知识的应用边际在哪儿”。

有老师反映孩子觉得数学课本枯燥,1993 年,新版数学教材上便出现了精心绘制的可爱小动物形象。

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,是 90 年代初的英语教材。

这是新中国第一套中外合编教材,人教社的编辑们先是通过联合国的语言项目争取到了资金,

然后靠招标的方式,达成了与英国朗文出版社的合作。

所以这套英语教材,既吸收了当时先进的英国教材理念,又加入了许多自己本土化的东西,比如音标注音,以及李雷与韩梅梅的人设。

这套教材的影响力如此之大,以至于多年之后,在接受采访时,该教材的编辑之一刘道义,惊讶于 Li Lei 和 Han MeiMei 居然变成了一代人的文化符号。

所以,一套好的教材对一代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?

在五六十年代,人教社的教材肩负着扫除文盲的重任。

靠着语文书里的汉语拼音,中国的文盲率由建国初期的 95%,下降到了 1964 年的 52%。

在 80 年代,无数学子以英文书里的 “hello, How are you” 为起点,一步步走向了国际化的舞台。

而到了现在,教科书则转化成了一种集体的记忆,一种有关一代人成长的共同氛围。

这里面有我们尚未成熟时的调皮,有我们给杜甫所绘制的各种涂鸦,有我们对 “衬衫的价格,是 9 磅 15 便士” 的执念;

也有我们在成熟后的一系列后知后觉 —— 我们开始逐渐喜欢上了鲁迅的杂文,读懂了《小青石》背后的悲歌,甚至开始讨论《桃花源记》算不算自己接触的第一个新怪谈故事。

在离开学校多年后,教科书上所教的知识,可能早已被一代人所忘却,但它所承载的,那种名叫文化的力量,却会最终,成为这一代人共同所拥有的,影响他们一身的底色。

所以,就像俄罗斯的出版业圣徒绥青,会找普希金大神写儿童故事一样;就像 NASA 会给美国的中学生专门编写航空教材一样;

・《渔夫和金鱼》普希金

长期以来,在对于 “祖国的花朵” 的教育上,我们都把 “配置拉到最满”,都沿袭着那句 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 的箴言。

然而在今天,“最不应该出问题的地方,却出了最大的问题”。

不知道那些现在已经八九十岁,为中小学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老编辑们,会如何看待现在这套教材上的那些妖魔鬼怪。

顺带一提,人教社前两天已经给出了整改声明:

而看到声明里的 “吸取教训遴选优秀团队,专门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”,再想想在过去,人教社如何编写一本给中小学生用的课本,相信你可能也会给出和我一样的诘问:

难道不是一开始,就应该这样吗?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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