跨越 70 年的伟大教材设计，毁于这场插画闹剧

最近，上的插图，把全国人民的肺都给气炸了。

有关这些插图究竟有多丑陋，多猥琐，多不该给小学生看，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写过，我也就不赘述了。

・更恶心的就不放了

而至于这些插图为啥会画成这样，大家众说纷纭，有人认为是钱没给到位，有人则将其归咎于意识形态渗透。

但对我而言，这个事儿最大的问题，不是 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，而是 “怎么可能会这样？”。

因为自成立以来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都是 “为了编好教材，不惜一切代价”。

这话并没有夸张，毕竟我们有好几版的中小学教材，都可以说是 “倾举国之力” 所编写出来的。

时间回到 1953 年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刚成立不久那会儿，30 多个编辑正在为新中国编写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，工作量很大，人手严重不足。

当年 9 月，毛主席得知了人教社的现状后，立刻要求将编辑团队扩充到 300 人（一说 600 人）。

要知道，那时我们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，各个领域都迫切地需要人才。可即便如此，国家仍选择把足够多的国家精英倾斜给了中小学的教材编纂。

・1951 年的语文教材插图

所以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们的教科书编辑团队，绝对称得上是 “人类群星闪耀时”：

华罗庚负责编数学，吕叔湘负责编语文，许国璋负责编英语，竺可桢负责编物理，巴金、老舍当顾问，朱德元帅说联系就联系。

中国现代漫画鼻祖 “鲁少飞” 亲自上阵，和中央美院诸位大师一起，给小学课本画封面、画插画。

・鲁少飞

大教育家叶圣陶，一边负责指挥整个人教社的运转，一边把牛郎织女的神话改成小学课文，上午去中央开会，下午和晚上就花时间编写教材。

・叶圣陶

用叶圣陶孙女的话说，就是：

“他（叶圣陶）觉得孩子是读着你的课本长大的，而且不是一两个孩子在读，是全国的孩子都在读，所以他（叶圣陶）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重。”

到了 1977 年，编写教科书的工作时隔多年，又回到人教社的手里。

时值改革开放，新教材被要求向中小学生介绍先进的科学知识。

为此，小平同志专门去找当时负责外汇的李先念，从当时并不富裕的外汇储备里拿出 10 万美元，引进了将近 8000 多本海外教材书籍。

要知道，邓小平当时出访纽约，国库上下一顿筹措，最后也仅仅凑到 3.8 万美元。

当然，买书的那 10 万美元巨款，完全没有白花。

这些 “他山之石”，成了后来七八十年代人教社新教材的基石，它们先进的教学理念，让我们的初中数学课本里多了微积分，让生物学的教材开始涉及分子领域，让中国的教科书第一次与世界接轨。

而且，不论在哪个时代，不论在人教社主持教材编写的是谁，虚心接受意见永远是大家共同的原则。

50 年代编语文教材，编辑写好了课文初稿，要拿着它去各个学校，站在讲台上向师生念诵，听取他们的意见。

像经典课文《最后一课》，出版社甚至先找人读一遍中文的，再找人读一遍法文的。

70 年代末，由于文化刚刚复苏，许多老师都向人教社反映，新发行的第五套教材太难 —— 有的地方别说学生学不会，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。

人教社立刻开始着手修订，替换书中过于抽象的例子，让教材变得浅显易懂。

社会上有声音说学校教得太死板，生活中根本用不上，编辑们就跑到炼钢厂，和工人聊数学问题，看看 “知识的应用边际在哪儿”。

有老师反映孩子觉得数学课本枯燥，1993 年，新版数学教材上便出现了精心绘制的可爱小动物形象。

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，是 90 年代初的英语教材。

这是新中国第一套中外合编教材，人教社的编辑们先是通过联合国的语言项目争取到了资金，

然后靠招标的方式，达成了与英国朗文出版社的合作。

所以这套英语教材，既吸收了当时先进的英国教材理念，又加入了许多自己本土化的东西，比如音标注音，以及李雷与韩梅梅的人设。

这套教材的影响力如此之大，以至于多年之后，在接受采访时，该教材的编辑之一刘道义，惊讶于 Li Lei 和 Han MeiMei 居然变成了一代人的文化符号。

所以，一套好的教材对一代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在五六十年代，人教社的教材肩负着扫除文盲的重任。

靠着语文书里的汉语拼音，中国的文盲率由建国初期的 95%，下降到了 1964 年的 52%。

在 80 年代，无数学子以英文书里的 “hello, How are you” 为起点，一步步走向了国际化的舞台。

而到了现在，教科书则转化成了一种集体的记忆，一种有关一代人成长的共同氛围。

这里面有我们尚未成熟时的调皮，有我们给杜甫所绘制的各种涂鸦，有我们对 “衬衫的价格，是 9 磅 15 便士” 的执念；

也有我们在成熟后的一系列后知后觉 —— 我们开始逐渐喜欢上了鲁迅的杂文，读懂了《小青石》背后的悲歌，甚至开始讨论《桃花源记》算不算自己接触的第一个新怪谈故事。

在离开学校多年后，教科书上所教的知识，可能早已被一代人所忘却，但它所承载的，那种名叫文化的力量，却会最终，成为这一代人共同所拥有的，影响他们一身的底色。

所以，就像俄罗斯的出版业圣徒绥青，会找普希金大神写儿童故事一样；就像 NASA 会给美国的中学生专门编写航空教材一样；

・《渔夫和金鱼》普希金

长期以来，在对于 “祖国的花朵” 的教育上，我们都把 “配置拉到最满”，都沿袭着那句 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 的箴言。

然而在今天，“最不应该出问题的地方，却出了最大的问题”。

不知道那些现在已经八九十岁，为中小学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老编辑们，会如何看待现在这套教材上的那些妖魔鬼怪。

顺带一提，人教社前两天已经给出了整改声明：

而看到声明里的 “吸取教训遴选优秀团队，专门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”，再想想在过去，人教社如何编写一本给中小学生用的课本，相信你可能也会给出和我一样的诘问：

难道不是一开始，就应该这样吗？